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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Yijie:儒学应有"海纳百川"的风采

汤一介在不同的文章和访谈中多次提到思想自由的价值,认为儒学要发展,“要做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才能成立。我想最好是放开了让大家来讨论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应该让大家充分讨论”。

汤先生的学问变中有不变,古今上下求索常变常新,始终不变的是爱国情怀;中西跨界交叉多多益善,历久弥新的是中国思想体用一源。

汤一介,1927年2月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曾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

另外,在《儒学的现代意义》一文中,汤先生这样说:在我认为,要对“儒学”进行分析,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否从三个角度来看“儒学”,即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它对封建极权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道统”的儒学,是指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文化派别。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影响,必有其传统,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有儒释道三家,都有其传统。“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传统,是指它的学术理念,也许在这方面,儒学的正面价值比较多,它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比较有意义的思想资源。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

谈到主持编纂十亿字儒家思想文库《儒藏》,汤一介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传承下去。我国已有《佛藏》、《道藏》,而重新回顾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儒家经典是必不可少的。儒家最根本的思想就是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我希望能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汤先生自己对儒学在“学统”方面的发展有特别的观点,他认为,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这3个哲学命题,可以为人类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己的关系这三大命题提供宝贵思路。

“道统”与“治统”的关系同样适用于思想界。一般所说的学问家是擅长于治学问者,而思想家则是维系和发扬思想传统的领袖人物。我之所以把汤先生称作中国哲学界的思想领袖,是想表达出这样的心意:汤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沿着汤先生领导的学术事业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的生活!!汤先生的精神不朽!!!

汤一介认为,复兴儒学一定要有“问题意识”。他将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我身心”的矛盾,而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观念能够为解决人类这三大问题上提供很多的可利用资源。

1980年代创立的中国文化书院,汇聚当代传统大家讲学,但其内部是有思想分歧的。比如,汤先生本人不同意新儒家的主张,但文化书院的导师就有杜维明等新儒家学者。汤先生多次提出“和而不同”,我想,他就是如此身体力行的。

听同事们说,汤先生不但学术观点敏锐,而且学术主张新颖,学术主意特别多,很多中青年人都跟不上。

和许多学者一样,汤一介强调:“儒家思想并不能全然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不可能全部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但它给我们提供的思路和理念,值得我们借鉴。”

今年5月4日,习近平来到北大人文学院,和87岁的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儒藏》工程由汤一介主持,收入5000余部儒家典籍,预计2020年编纂完成,将成为中国最齐备和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着述的总汇。这显示了国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同时也释放出其他信号。

汤先生得知患癌症之后,见到我们时依然那样从容祥和,思考起哲学问题仍然那样生机勃勃,我对他的音容笑貌、语重心长有一系列记忆。今年寒假,他得知我领衔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获得批准,邀请杜维明先生、王博主任和我一起到他书房,谈如何研究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那天上午谈论两个多小时。汤先生新近创立的北大儒学研究院确定四个重点研究方向:儒学史、儒释道三教关系、中国经学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前三个方向是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点,最后一个方向颇让一些人感到意外。杜维明先生也认为这个方向的研究很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儒学今后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我汇报了申报项目的基本想法。汤先生没有具体谈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重要性,只是淡淡地谈了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胡启立和北大的老熟人回忆革命经历,他说,我们年轻时为什么革命,因为爱国,国民党太腐败,我们有救国热情。我第一次听汤先生谈政治,但一下子明白了汤先生为什么一直重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问题,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近年来愈加高涨的“国学热”浪潮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儒学?在复兴中华民族、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儒学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5月22日,82岁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以“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为题,与南开大学师生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重视,在去年11月他参观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谈话中已经显示。不过,儒家思想除了经典的保存—这当为最基础的工作之一,也涉及如何在新的现实环境中活化其文化思想资源的问题。这个思想资源的活化,同样存在不同的方式,就以政府对儒家文化的推动来看,目前投入资金保存经典、呼吁教育界重视经典教育,这些都是积极的动作。而在未来,如何发掘儒家思想资源,回应今天的现实环境,不但是有抱负的学者和思想者的工作,也可能是领导人所积极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甚为复杂,后学无法提出有见地的观点,仅在汤先生去世以后,于网上检索了他生前关于儒学发展的一些文章,以及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出的观点,整理供读者思考。

从那时候起,我注意读汤先生的书。听同事们说,汤先生不但学术观点敏锐,而且学术主张新颖,学术主意特别多,很多中青年人都跟不上,是一个做大事的人。汤先生上世纪80年代带领系里几个青年教师组织中国文化书院,书院导师是一代学术宗师的群体,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员,在中国百废待兴的时期首先兴起了文化热。90年代文化书院的活动以小型讲座为主,邀请世界各地著名学者来燕园讲授中国思想专题。书院不时为德高望重的导师祝寿,汤先生很注重“米寿”。记得文化书院为季羡林先生组织的“米寿”特别隆重,书琴诗画的展现格外雅致。汤先生在祝寿会结束时总要说,我们做好为老先生作“茶寿”的准备。想不到汤先生自己在“米寿”前夕离开了我们,岂不令人唏嘘!

“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会有新的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的冲击。正是这个冲击,使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主流地位的儒学,得到一个对自身进行反思的机会,从而使儒学能从传统走向现代。”汤一介开宗明义,表达了对儒学复兴的充分信心,“在新的时期,儒学应更具‘海纳百川’的气度,在与各种文化的广泛对话中更新自己。”

在2011年接受《南风窗》专访时,汤先生表示,不主张把儒学和孔子研究意识形态化。“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化的儒学确实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定正面影响,我们一个改朝换代,有的比较好的就是三四百年,那么长的时间,它大体上为什么可以稳定呢?我想不能说儒学一点作用也没有……当然政治化的儒家是会使儒家可贵的精神有所丧失,而起着负面的作用。”

2001年之后,我和汤先生的接触多了起来,有时还陪同他的学生朋友到位于朗润园公寓二层的汤先生家中拜访,在狭小的书房,在四壁书柜下围坐在一起,乐黛云先生每次都以腰不好为由坐在矮凳上。汤先生夫妇的话题或是北大人文学科的学术规划,或是国内外学术新书,或是对学术热点问题的看法,或是对在座各位的勉励,总之离不开学术,像是开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给我带来多少激动和振奋的时刻。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汤先生关于编纂儒藏的设想和研究儒学的规划,讨论了儒藏与四库全书的不同;多次经汤先生启发开窍,也是在这里,我得到了汤先生亲笔赠与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和英文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等精神财富。

9月9日,着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去世。汤一介在1980年代创办和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将一批德高望重的学人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等汇聚在一起,对传统文化经历“文革”后重新接续传播功不可没。

用思想启蒙驱散蒙昧专制

[摘 要] ... .今年寒假,他得知我领衔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关系”获得批准 ... .前三个方向是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点,最后一个方向颇让一些人感到意外。杜维明先生也认为这个方向的研 ...

前同事谈汤一介: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1988年我到北大哲学系时,汤先生不常来系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场合是1991年在校外举行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汤先生说道,中国哲学中体用不分,什么样的体有什么样的用;现代却把体用分离开来,把一个体连接到和它性质不同的用上,无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就好像是牛体马用或马体牛用。鲜明的观点,尖锐的批评,给我这个听众留下至今不褪色的记忆。

今年6月19日《汤一介文集》召开发表会,汤先生讲了近一个小时。大家知道他已病入沉疴,他却欲罢不能,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一生追求的理想,他不是回顾总结个人的思想,而是朝向未来。他说,我爱我的祖国,我爱中国文化,不光只承认中国哲学特有的价值,也承认不同民族都有的价值,重新燃起对未来的火焰,挖掘不同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是汤先生的精神遗嘱。听探望他的弟子回来说,这次讲话伤了他的元气,好几天才恢复过来。汤先生用尽气力说出的精神遗嘱,我们要铭刻在心。

他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同事;大事;儒学;学术;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统;专制;中国

[关键词] 同事;大事;儒学;学术;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统;专制;中国

由于儒藏办公室事先来打电话说汤先生希望你发言。为在会上谈读第一卷的一点感想:这一卷验证了汤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我从中体会到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力度。汤先生5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讨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统治阶级的“积极成员”与“消极成员”和中国古代的“道统”与“治统”是否同一个问题。汤先生那时的解释现在并没有过时,两者有不同的语境,不能相提并论。冯友兰先生在《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七册中用儒家传统中“君”与“师”关系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原儒有“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的传统,明代儒学发展出“道统”与“治统”两立的思想,王夫之说得明白:“天子之统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康熙在兴文字狱时宣称:“道统于斯,治统于斯”,用“君师合一”的高度统一碾碎了中国启蒙思想的萌芽。汤先生对思想自由、讨论自由的追求和冯先生的批判性反思是一脉相承的。

身患癌症,心系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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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发言时间限制,有些话没有展开讲,现在续完。冯先生和汤先生的讨论触及中西马哲学比较的一个方法论问题。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儒家对帝王思想专制的抵制是在不同语境、用不同的术语表达,不能作简单类比,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公式来套用中国思想传统。但从哲学思考的彻底性来说,两者的批判有用思想启蒙驱散蒙昧专制的共同旨趣,是我们今天关注中国和世界的思想资源。受到这一思路的启发,我在从事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课题研究中,初步梳理出从明末清初思想家到现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中国式启蒙四百年生生不息的发展线索。

去年12月23日汤先生在新书《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上说,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进入新世纪之后,我是从中西哲学比较中提出问题的,这是一个前提。我马上要迈进87岁了,一生中最有创造力、思想最活跃的时间过去了,被浪费掉了,我希望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发生了,让大家自由思想,让大家自由讨论,让大家自由发挥潜力,让大家能够有广阔的眼光来关注中国,关注世界,我们的将来才真正有希望。会上大家很激动,老朋友们谈论很多,没有时间发言了,我给汤先生递了个纸条,大意是:汤先生的学问变中有不变,古今上下求索常变常新,始终不变的是爱国情怀;中西跨界交叉多多益善,历久弥新的是中国思想体用一源。

汤先生对思想自由、讨论自由的追求和冯友兰先生的批判性反思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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