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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事:国父孙中山也赤裸裸地搞过个人

“天朝上国”要变身“现代战国”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当蒋介石到达广州——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那里已呈现出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茶楼星罗棋布在全城每个角落。人们在悠悠然饮茶之际,正议论着国共合作,孙中山总理要召集国民党“一全”大会——原本最关心生意经的广州市民,眼下也关心起政治来了。一队队士兵在街上荷枪而过,腰间围着又宽又厚的子弹带,看上去仿佛套着个救生圈一般。人力车夫们拉着那些操南腔北调的国民党“一全”代表,奔走于刚刚铺好沥青的大街上。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因袁世凯有幕后主使的嫌疑,于是 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军事行动很快失败, 、黄兴等国民党大佬出奔日本。作为职业革命家, 中山有一种「千磨万击还坚劲」的精神,逃亡至日本不足一个月,即开始组党工作,成立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第三次革命」,继续致力于灭掉袁世凯的「专制统治」。通常认为, 中山一辈子闹革命,不就是为了反对独裁政府、提倡民主共和么?但是,在创建、领导中华革命党过程中,孙中山表现出强硬的个人独裁风格。 1913年9月27日,第一批成员宣誓入党。我们来看看孙中山亲自拟定的入党誓词: 这短短一段话,有三处值得关注:「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捺指模。就此而言,与其说这是一个政党,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孙中山领导下的黑社会。看过《古惑仔》系列电影的朋友,对此情景不会陌生。 如果从一段誓词看孙中山的独裁面目还比较模糊,那么这里有其本人向「革命同志」的解说: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 中华革命党发行的「革命债券」,革命成功后三年内可换取本息。孙中山把自己打造成了革命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像上帝一样要求众人盲从。那么,孙中山为什么会在建党的路上走向个人独裁呢?滑稽的是,中华革命党的革命目标就是打破袁世凯的个人独裁。孙中山走到这个地步,并非没有来由。他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就是因为国民党全党纪律涣散、组织庞杂,以致形成「不服从,无统一」等弊端。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纯洁党的组织,于是有了「附从孙先生」之语与党员加按指模之举。他说:「立誓约,订新章,一切皆有鉴于前车,而统一事权、服从命令为主要。」 对于这个誓约、仪式以及孙的阐释,许多老国民党员难以接受。比如孙中山的老战友黄兴,指责孙「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并于1914年6月30日离开日本,避往美国,团结一批原国民党中的稳健派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国内发动数十次武装暴动,进行数次暗杀活动,总体来说在反袁斗争中作用不大,反而因其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和个人绝对服从主义而备受指责。它最终在1916年7月解散。

着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资本主义天生需要扩张。近现代西方国家也天生依赖扩张,因为它需要向外部输送商品、转移失业人员并输出环境污染,正像当年英国人所喊出的真心话:“把穷人送到国外去,英国就会致富。”中华原本一个天下,构成农业文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自治自由社会,虽然老牛破车,但没有对外依赖性,自我均衡。不幸的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不仅中华天下的自我均衡被打破,而且一大早就走过战国时代的大中华不得不重新与列国争雄。这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原本的中华天下必须变身为全球战国时代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要不然,不仅是“落后就要挨打”,而且有可能被开除“球籍”。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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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广州的中共才子瞿秋白写了这首诗,附在信中,寄给在上海的恋人王剑虹。国民党“一全”大会海内外代表,共计一百九十六人,其中一百六十五人到达广州(台湾)罗家伦:《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名单》,《革命文献》,一九五五年第三辑。如此众多的代表之中,居然没有蒋介石!在“汉口特别区”的代表中,倒有一位名唤“彭介石”!一批著名的国民党人,名列代表名单之中:廖仲恺、戴季陶、于右任、谭延闿、程潜、吴铁城、柏文蔚、叶楚伧、孙科……女代表有何香凝、陈璧君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也名列代表名单之中:陈独秀(未出席)、李守常(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罗迈(李维汉,未出席)、王尽美……据李加福考证,国民党“一全”代表之中,有中共党员二十四名。据余齐昭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若干史实考》《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一期。一文中的考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一全”代表中为二十三人。李加福加以补充考证,认为余文漏了中共党员李永声,应为二十四人《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八五年一期。论历史,中国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要早得多,然而,国民党的“一全”大会却比中共“一大”晚了差不多三年!这是因为中国国民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虽然有魏源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尽管也付出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巨大代价,而且还实实在在搞了“洋务运动”,但还是得承认,包括大清朝廷在内的主流社会对中华天下重新变身为“现代战国”——现代民族国家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战国,国与国之间主要甚至天生是竞争关系——的必要必然必须,理论上明显认识不清,实践中明显准备不足。一定意义上,甲午战前,“天朝上国”风采依旧,一如既往。“睡狮猛醒”得感谢小日本,作为与中华同文同宗同种的国家,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实现变身的小日本充当了“反面教员”,一次甲午中日战争还没有让睡狮醒过来,近半个世纪后的第二次全面侵华战争终于使神州大地发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怒吼。就是“中华民族”一词也与小日本犯我中华有关,它是着名学者梁启超在1901年在一篇题为《中国史叙论》的文章中首先论述的,大抵属于甲午战败后理论上深刻反省的结果。

  追溯中国国民党的起源,不能不回溯它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历史足迹: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八岁的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借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寓所,召集二十多位侨胞开会,成立了反清组织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该会的秘密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句话精辟地道出了该会的宗旨。自兴中会诞生,各地响应,纷纷成立反清团体。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坂本珍弥宅,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中国同盟会是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部分成员建立的。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今日人们习惯于称政府首脑为总理,而彼时孙中山以政党首脑而出任总理。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这一纲领后来被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组织化第一步:国家产权清晰

  中国同盟会领导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这一年是中国旧历辛亥年,史称“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元旦,四十六岁的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九一二年,也就成了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孙中山出任理事长。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国新闻社北京电讯报道了北京市有关部门在抢修虎坊路两侧的湖广会馆时,发现并确定了此处乃是国民党的诞生之地。  

面对并置身全球战国时代,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中华天下要怎样才能够变身为现代战国呢?一言以蔽之,要害在于组织化,尽管有种种其他标签,典型如自由民主,但实质上,现代民族国家最本质的特征还是组织化。

  翌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被袁世凯勒令解散。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驻地精养轩成立中华革命党,出任该党总理。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就是原先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外界仍称之为国民党。于是,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又改组中华革命党,称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之前加了“中国”两字,以示区别于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国民党。该党以孙中山为总理,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如此这般,中国国民党倘若追溯其源,可从一八九四年的兴中会算起,比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不过,倘若仅就中国国民党正式成立而言,则只比中国共产党早两年而已——正因为这样,中国国民党的“一全”大会反而比中共“一大”迟了近三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开门见山:“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小日本之所以胆敢犯我中华,重要原因在于小日本整个国家万众一心;蒙古族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胆敢进犯中原,重要原因也在于他们的军事兵团高度组织化。中华天下之所以被来犯之敌长驱直入乃至势如破竹,原因在于中华天下一盘散沙而不是组织化,一盘散沙是自治自由社会的本来要求,原本中华天下的常态。

  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不论外界或中国共产党自己,都用这一简称。至于“共党”,则是后来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有”简称——中共自己从不称“共党”,虽说“共党”一词似乎并不含贬义。  

那如何实现国家组织化呢?天字第一号的问题就是国家整体利益必须“产权清晰”,必须“所有者到位”,必须落实到某个体“我”!这在“公地悲剧”上充分反证:一群牧民在一块草场放牧,因为无偿,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导致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严重超载,质量大幅下降,最后沦为不毛之地,羊一只只饿死,牧民一个个破产。显而易见,公地之所以发生悲剧,原因就在于个体“我”都算计“我”自己的利益,没有哪一个个体考虑整体利益。整体利益要得到保障,必须产权清晰,把整体利益落实到某个体,该个体“我”以整体利益为“己”任,别无他法。今日世界,全球性危机日益严重,但人类社会对错误极其明显的军备竞赛却不能有力制止,对后果极其严重的气候变化也不能有力应对,原因正在于天下无主,天下不是某个体“我”的天下,人类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整体,没有谁真正以天下为“己”任,没有谁担当天下,产权不清晰,遂致人类整体利益无人代表并看护,进而被亵渎虚化。产权清晰之道决定,实现国家组织化的第一步就是国家产权清晰,把国家整体利益落实到某个体“我”。

  中国国民党倘若依照“中共”那样简称,那就成了“中国”了,与国家之称“中国”混为一谈。照理,应简称为“中民”,但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已有了国民党,也就习惯地简称为国民党——虽说这一简称不甚准确,因为别的国家也有国民党。  

孙中山为什么“背叛”民制

  据蒋介石自述:“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七年,经陈其美介绍,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正因为这样,蒋介石说:“我是二十一岁入党。”那一年,蒋介石正好虚岁二十一。在蒋介石看来,加入同盟会,亦即加入国民党。 

中华天下原本产权清晰,她把中华整体利益落实到皇帝一个人,所谓“朕即天下”。但由于大清朝廷在鸦片战争后一步步陷入被动,加上朝廷内部窝里斗,还有外来理念典型如民主的影响,中央最高权威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极大削弱,最后被武昌革命的一声枪响掀翻于地,取而代之是民国民制。但由于国家整体利益事实上不可能无主,民国虽然开了张,但民制行情并不好,闹剧一幕接一幕,乃至背叛接二连三。不仅是袁世凯,一定意义上讲,在背叛民国民制上,孙中山还抢先一步。袁世凯称帝前,国民党以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认为原因“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遂强力把原本三权分制的国民党,改组成由他个人独裁的“中华革命党”,并清除一批革命元勋。尽管“护国运动”结束后,中华革命党被宣告停止活动,但孙中山对独裁的要求应该并没有退却。事实上,孙中山是中华一党体制的开创人。

  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由陈其美的盟兄弟张人杰监誓,蒋介石在上海秘密加入了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那时,孙中山正在筹建中华革命党,至翌年七月八日才正式成立。蒋介石成了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蒋介石在加入中华革命党之后一个多月,由上海来到日本东京,由盟兄陈其美介绍,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如其自述:“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此处他所说的依然是虚岁,而总理则是指孙中山——国民党人习惯于称孙中山为总理,诚如共产党人习惯于称周恩来为总理,只是一个为党的总理,另一个为政府总理。  

一直高喊“建立民国”的孙中山为何在建立民国后反倒背叛民制以至于被人认为重返独裁呢?并非孙中山在理念上突发逆转,也不是个人品格有问题,而的确是民制在现实上行不通。陆放翁说得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对民国民制“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实际运行,特别是借助自己带领国民党实际投身革命事业,孙中山切身体认到:国家整体利益必须落实到某个体,政党整体利益必须落实到某个体,中央最高权威必不可少!中华古圣先贤没有“产权清晰”或“所有者到位”的概念,但意思表得极其明白,国家整体利益必须“定于一”。《吕氏春秋》有个“执一”篇,直截了当曰“一则治,两则乱”。

  在国民党内论资历,蒋介石当然比不上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那一批元老,不过也不算浅。照理,当选国民党“一全”代表,蒋介石是够资格的——他已是入党十七年的老党员了。然而,在长长的代表名单里,居然没有“蒋中正”三字。如果他“避居”在老家溪口,目不见也罢,此时此刻他却应召前来广州,眼前晃来晃去的身影皆是“一全”代表,蒋介石的心中未免不是个滋味。就党内地位而言,蒋介石显得太低了!最使蒋介石不悦的是,由孙中山指定的浙江代表杭辛斋,名列浙江六名代表之首,因病缺席(杭辛斋在大会期间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去世,“一全”大会致电哀悼),孙中山宁可空其席位,也未让蒋介石替补!  

中共的自我超越:从“一”不从“二”

在“一则治,两则乱”上,后来的国民党实际领导人蒋中正不仅继承孙中山的衣钵,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公开叫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更重要的是,小日本大敌当前,蒋中正甚至置大敌于不顾,公然叫嚣“攘外必先安内”。虽然在西安事变后不得不搞国共第二次合作,但对共产党的警戒丝毫也没有放松,以至抗战期间一直用胡宗南部监视陕甘宁边区。平心而论,纯粹就理念讲,无论“三个一”,还是“攘外必先安内”,都不算错,甚至颇显大中至正。问题在于做法,蒋中正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缺乏“以大事小”的仁德,不是“安内”,而是一味视“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党为“赤匪”并“追剿”,煮豆燃萁,相煎何急。后果很严重,前期使国民大革命流于破产,后期也使国共合作抗日多少有些貌合神离,“两则乱”的势头愈发猛烈,最后使整个民族付出三年大内战的惨重代价,蒋中正及其国民党被“攘”到台湾岛,或许应了孔夫子一句话:“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还导致一个极其严重的理论恶果,那就是后来的共产党不敢理直气壮讲“一”了!由于过去是国民党“三个一”的受害者并斗争者,中共在全国建政后,不认为自己搞的是国民党过去搞的一党制,而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但实际上,党与党之间并非对等的关系,而是主体在先,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本质还是一个执政党。这就是产权清晰之“一”道的势不可挡,可以委婉,可以含蓄,可以文饰,甚至可以谎称,但“一”道不容否认。套用流行的腔调讲,你声张或不声张,“一”道都在那里。流见多认为中共前后不一,不是背叛,就是忽悠。这是值得商榷的,夫子说得好:“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从“一”不从“二”,为什么就不是中共尤其是首领毛泽东的自我超越呢?

当务之急是弘扬“一”道

“一”道颠扑不破,无可回避。蒋中正发现了“三个一”,并企图推行“三个一”,无奈却糟蹋了“三个一”。中共可说是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中壮大成长的,相当长时间内构成国民党的对立面,时至今日也恩仇未泯。但从大历史看,特别是从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传承看,中共实质上也构成国民党的后继者和超越者。至少在国家产权清晰之“一”道上,中共吸取了国民党的教训,不提“三个一”的概念,而取委婉含蓄之用语,典型如不提“一个政党”,而表述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更重要的是,中共的实际操作不错,也可谓“讷于言而敏于行”。中共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挖掘出“一”道的理论逻辑,坦诚对历史,昂首创未来,把产权清晰之“一”道发扬光大,真正把中华民族带到万众一心的崇高境界!

无论战争时段,还是承平时期,国家产权清晰都是保障国家整体利益的前提,更是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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