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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读金观涛《兴盛

于变中求不变,或在流动不居的经验世界里寻找稳固的支撑,恐怕是人之常态。我们总是倾向于认定,我们所能感知的现象必有某种简单规律,或曰法则。荀子讲“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面对着纷乱杂多的历史事件、现象之时,希冀从中发现人类社会演化的某种规律,这几乎是每位历史学家的夙愿。金观涛与刘青峰夫妇写作《兴盛与危机》,大约也怀有如此的愿景。

(1)政治结构中的组织力量:官僚机构及人员的膨胀和腐化

(接上文)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读金观涛《兴盛与危机》(下)

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为何能延续两千多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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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封建王朝的修复机制

当三种无组织力量汇流,加速发展到冲破国家的强控制时,王朝天命已尽,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这时农民起义便成了王朝更替和修复的力量。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在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大量镇压,土地关系获得了调整。大动乱对毒害一体化调节的废物来了个大清扫,新的统一王朝有了重建的土壤。无组织力量以农民为自己的掠夺剥削对象,农民大起义也以无组织力量为自己的扫荡目标。但有时也会出现农民战争调节失灵的现象如:东汉末年、唐末。这样的原因在于在王朝的末年首先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割据势力,在农民战争中上层的无组织力量与军事力量合流,在农民战争中这种力量进一步发展,镇压了农民起义,自身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但这在封建社会毕竟属于变态,当宋以后一体化结构完善时就再也没有出现农民起义调节失灵的现象。

农民起义扫荡无组织力量只是封建社会调节的第一步,在此之后还需要对社会进行修复即建立新王朝。在修复之时有两种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宗法同构体。在王朝统治时期,宗法家族制度发挥了与国家结构的同构效应,大大加强了封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管理作用。可以说,宗法家庭结构象细胞那样,保存了国家组织的信息。它使得旧王朝崩溃之时,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信息的家庭,能够成为新王朝重建的第一块模板。第二、儒家学说及一体化。以上的宗法同构只是社会下一层的社会组织,而一个国家的建立远比家族更为庞杂,而这个国家的组织就是由信奉儒家学说的儒生来组织完成。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以急风暴雨之势扫荡着无组织力量,这就为新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农民大起义所完成的只是王朝修复机制中“破”的这一环节。新王朝的“立”要靠修复模板完成,即实行宗法一体化结构。如此中国的王朝便完成了一次完整的更替,但我的问题在于:为何在农民战争中没有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换而言之,以一般社会演化,中国为何没有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进而建立资产阶级政权。

7、永恒的资本主义萌芽

虽然我国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早已停止,已经被看做是‘伪命题’或者‘死结论’,但它毕竟代表了与封建主义不相同的更为先进的一种社会组织模式,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入的认识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如何被扼杀的,进而超稳定结构是如何形成的。

按照前人的研究,一般来说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宋朝,此后明清有所发展,但为何其一直处于萌芽阶段始终没能像西欧一样冲破王权建立政权呢?一下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障碍。

(1)强控制和郡县城市

如果对比西欧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其资本主义的成长是依靠相对自由的城市的发展来推动,但在中国城市的发展正是国家强控制最强的地区。第一:商业的发展对于封建国家本来就是一种瓦解性的力量,所以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只是在不同时期力度不同。国家一方面国家经济和政治上予以商人以压制;另一方面国家实行官办手工业的方式与商争利。第二、中国古代城市不仅是商业中心,而且是各级官僚机构的衙门所在地,强烈的封建政治色彩,极大方便了政府对于商业的控制。

(2)缺乏中介

众所周知,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结合和壮大,通过两个重要的中介:一是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王权相结合;二是新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依靠知识分子接受市民文化来实现。这两个中介在中国封建社会都不曾起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中央集权政体时,市民阶级并不强大。封建国家和皇帝利用由广大儒生组织起来的官僚机器,来和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导致的贵族化倾向进行斗争。这就注定了宗法一体化结构中的王权不可能再和市民阶级相结合,反而要利用一体化来遏制市民力量。

(3)原始积累的中断

为什么同时出现在十五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和明朝的流民问题,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从表面看二者都实现了资本主义发展中重要的一步: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这一方面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另一方面也给手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在中国这一进程并没有持续,一方面,在国家控制下的城市手工业发展缓慢并不能吸纳众多的失地农民进入手工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国家利用宗法一体化对社会进行强控制,抑制兼并使农民再次和土地结合。使这一过程无形终止。

同时周期性的农民起义不但扫除了封建的、贵族的,就连同资本主义萌芽也一并清除,使其很难有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发展过程,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永远在萌芽中。

以上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如果当做旧结构中不能产生新结构的例子即:承认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那新结构为何不能在中国产生?

8、脆性崩溃的悲剧

对比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和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我们会发规中国封建社会组织解体方式是全面崩溃,我们称之为脆性瓦解;而西欧封建社会组织则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解体,我们称之为柔性瓦解。两种解体方式不同,造成了重大差异。什么叫脆性瓦解呢?用控制论系统论的观念来看,一个组织突然解体了,出现了完全无序的状态,那就是脆性瓦解。所谓柔性瓦解,并不是说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是一种渐变。新结构取代旧结构,总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某种无序状态,出现社会革命的剧烈振荡。但柔性解体时,社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不是同时陷于无序状态,其某一子系统发生革命时,其他子系统仍处于相对有序状态,革命分阶段相继完成,西欧以英国为代表。

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末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只要是政治结构一崩溃,经济结构马上也随之崩溃,整个社会陷于无序状态。原因在于宗法一体化结构通过官僚政治把控制力伸到每一个社会细胞中,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贸易实行有力干预,政治关系网与经济关系网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一旦政治关系网碎裂,经济生活也会跟着陷于彻底的混乱状态。。旧社会组织的彻底瓦解,不正是意味着社会革命的彻底吗?问题在于这种脆性的社会一旦陷于崩溃,就具有惊人的残酷性,特别不利于新结构取代旧结构。脆性瓦解总是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这种巨大破坏性,就给社会结构演化带来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新结构缺乏内部调整的时间;第二,大动乱的巨大破坏性必然会摧毁进步因素的积累,造成积累过程的周期性中断。当新的、进步因素被摧毁社会的发展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毁灭,要么恢复旧结构。而中国属于后者,其中原因前面已有详述。

9、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至此便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结构、及发展演变的剖析。总结来说:

从结构上来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一体化结构,它具有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意识形态结构是儒家正统学说。

从行为方式上来说,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及其维系的内部子系统,在两千余年中保持了巨大的稳定性;第二,这种结构的巨大稳定性直接和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振荡机制相关。

即:封建社王朝建立之初依靠其宗法一体化机制构建国家,并依靠国家对社会的强控制实现社会稳定、发展,但强控制本身又会异化出其自身不能克服的力量:无组织力量,当无组织力量冲破国家的强控制时,社会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调节:农民起义,但因为封建国家的脆性:全面崩溃,使其扼杀了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产生,所以农民起义后依然会照旧恢复封建的统治,维持社会的稳定。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

说在最后:

(1)控制论只提供方法,而不能代替历史研究

(2)一种理论无论怎样正确,都不是事实本身,况且理论本         身的正确与否都值得怀疑。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这种理论应用于中国当代社会,或许它会印证我的一个猜想:新中国并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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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作者:金观涛 刘青峰 版本:法律出版社 2011年1月版 定价:45.00元

(2)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土地兼并

具而言之,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发达的地主经济、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和儒家意识形态分别对应着“超稳定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一体化力量主要指“官于朝、绅于乡”的士大夫群体,这种官绅一体化结构,也使得原本分散的小农相互联系起来成为可能。儒家学说是文化系统中的主导性思想,其哲学观、社会观和价值观最为切合“超稳定结构”中的另两个子系统,而汉晋时期的道家与唐以后的佛教只作为儒家的“补结构”而存在。官僚结构的膨胀与腐败、农村土地兼并的加剧及社会思想的日益混乱,正是中国“超稳定结构”释放出来的无组织力量。在经历农民战争或改朝换代之后,宗法家庭结构、儒家国家学说成为“超稳定结构”自我修复的两块模板。

2、四种社会基本演化模式

应当说,《兴盛与危机》扼要地展现了中国近两千余年历史的整体图景,其宏大的历史叙事,对结构的有机想象,乃至对社会演化方式的分类,都堪比肩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于社会科学家根据近代西方经验归纳出的“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金与刘所采用的这种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三系统说,无疑更具中国色彩,也更易从中国历史中找出对应的内容。

(未完待续)

至此,《兴盛与危机》完成了能够对中国历史自圆其说的框架建构,无论王朝江山如何更迭、农工商如何兴衰成败、儒释道如何此消彼长,不过皆是旧瓶装新酒罢了,支撑中国社会的底座从未变动。

以上只是完成了国家宏观层面的建构,在国家与个人层面还存在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宗法的家族、家庭。如国家的结构一样宗法家族的构成也可分为三各部分:族长、族田、宗法思想,在这里可以将这三部分和国家结构相对应,而这两者相耦合的正是儒家正统和宗法思想,反映到儒家思想中则是和谐统一:“国、家”“忠、孝”。这样便完成了家、国的同构。

中国史学界被称为“五朵金花”的难题,金与刘按照“超稳定结构”套路分别做出了新解。他们认为自然灾害与经济衰滞等条件并非决定性因素,大规模农民起义多是针对异化为无组织力量的官绅一体化结构,其不过是“超稳定结构”修复机制中必要的一环而已。在金与刘看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如西西弗斯推石头,总在萌芽与凋零间周而复始,长不成大树。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和周期性改朝换代,这两个重大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特殊的调节机制,使它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正是这种特殊的调节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状态,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巨大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封建制度是不能仅仅靠每个封建王朝长期延续而静态地继承下来,而是必须通过周期性的动乱和复苏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的。

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所谓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有着几方面的特征:一个独立的社会大系统有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三者能够相互耦合、同步调节以达成某种稳态;其中,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又常交叉互渗,形成具有脆性和强控制特征的一体化力量;除社会的子系统之间存在平衡外,每个子系统内部又自有相互制衡的次级结构。“超稳定结构”的三个子系统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会释放出瓦解原有结构的“无组织力量”。“无组织力量”的不可逆性和自繁殖性,使得大系统不得不采取周期性振荡的机制来调整,以保证本社会的自我延续。周期性振荡的后果便是“超稳定结构”每隔一段时间就需全部推倒重建,然后在废墟上复刻出原先的结构出来。

1、基本概念的厘定

中国社会形态何以自秦始皇一统六国以迄晚清大体相似?这是近代中外诸多学者都试图解答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封建社会有无延续两千年之久的“停滞”。不同于已有的种种单因素决定论,金与刘并不打算从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种种要素中抽取出一二种。二位别开生面地引入了系统论、控制论等上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的科学方法,又定义了一些新概念,以此来对中国这段历史重做有益的解读。按其自己的说法,“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以新法证旧题,其结论便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存在一个“超稳定结构”(Ultra-stable Structure)。

(4)取代型:旧结构是柔性的,当旧结构被无组织力量瓦解时,潜结构不断壮大发展,并在社会的柔性瓦解过程冲逐步取而代之,确立了新结构。西欧封建制向资本主义演化就是这样。

如上所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体化强控制带来了古代中国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封建王朝的兴衰交替。如果国家可以实现对社会的强控制,那这种交替又何以发生呢?答案是:无组织力量的增长。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这种无组织力量恰恰是宗法一体化力量的调节而异化出来的。

写在前面

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为何能延续两千多年之久。

(1)静态停滞型:某种社会结构内部无组织力量增长十分缓慢,旧结构非常稳定,只要没有外来影响,就会长期保持下去。这种社会组织简单,规模相当小。人类在国家组织形成以前的社会结构就属于这种。

(文章开头对这两概念已有厘定,这里再举例说明)

有效的调节作用所带来不可克服的弊病。土地兼并必然破坏封建统一大国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

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是官僚机构少而且官员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官僚机构会增多官员也会增长,这样的增长一方面是处理事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官员的腐化。这时皇帝作为一种调节力量会进行干预而这种干预往往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方面任命更多官吏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任用外戚和宦官;这样的结果往往只会适得其反。

综上,一体化是指整个社会横向的主导组织方式,而宗法同构是纵向的组织层次上的特点。合而言之,可以把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概括称为宗法一体化结构

(1)脆性社会结构即缺乏弹性。比如,足够数量的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的存在,是供养官僚机构及皇室的物质条件。一旦经济结构过偏离了这种状态,自耕农绝大多数沦为佃客、流民,维持大国必需的各种赋税重担使落到少数劳动者头上,这时农民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造反,官僚机构也随之解体,其后果是崩溃性的。

5、无组织力量

(3)以上这两种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在封建王朝的末期常常出现:官僚甚至是皇帝带头兼并土地,而封建地主又可以依仗自己的经济实力而换得政治权力,如此便形成了无组织力量的汇流。这时在意识形态领域无组织力量便会表现的更为明显:一方面卖官鬻爵风行致使仕途阻塞,仕途的阻塞意味着儒家国家学说对于管理国家事务的指导作用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当政局黑暗、土地兼并严重时,在下层人民中意味着皇帝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天命已尽,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本书作者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成书于八十年代,正值文化热,而金观涛本人也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其参与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启蒙了无数青年学子。当时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以甘阳、苏国勋、周国平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委会。在五、六年间,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实际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其中“走向未来”丛书以科学主义为旗帜,翻译了一批当时西方颇为热门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方面的西方著作。而本书作者就是利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来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组织结构,从而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这一命题。

一般说来,每个王朝初期自耕农占的比例较大。正因为有大量自耕农存在,才会出现自耕农失去土地演化为佃农的土地兼并问题。这充分表明,土地兼并是封建大国运用一体化调节力量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所释放出来的毒素。它也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异化。虽然就内容来说,土地兼并不同于官僚机构腐化,但从产生的根源来说,它们都是短期

成书背景: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读金观涛《兴盛与危机》

4、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的特点

(2)强控制,国家为了维护这种脆弱的平衡,必须对国家进行全面的强控制。如:封建土地究竟可不可以买卖?实际上可以买卖、也不可以买卖,关键是看土地买卖会不会使系统偏离平衡。土地买卖可以造成田产的流动,防止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是地主经济的重要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土地的自由买卖又是地主兼并土地与国家争夺农户的重要途径。如果过份偏离平衡,国家不控制土地的买卖,便会危及自身时,它就要颁布法令禁止之。这种强控制在官僚系统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普遍存在。

一体化强控制曾带来了古代中国的高度繁荣。但它同时也使这种社会结构荫蔽在一种历史的阴影之中。它把一个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社会结构固化了,使中国封建社会沉浸在一种烂熟的文明中而失去了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脆性和强控制,是形成超稳定系统的重要机制,它保持原有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的高度协调,并强力扼杀一切新因素。

(1)无组织力量: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量,来描述一体化在调节过程中不断异化的现象。

从广义上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可以分为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三部分,在中国这三部分具体表现为官僚政治、地主经济和儒家正统。官僚政治以皇帝为中心,以“士”阶层为主体,搭建一套由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政府机构的骨架。“士”阶层之所以可以搭建一套有效的行政机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通过一定的选拔手段将其任命为官(而不是世袭),使得其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处于流动之中,皇帝的调度可实现体制内的升降调动,而‘告老还乡’可实现朝野间的流动;另一方面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中“入世”、“有为”以及其后的“尊君”包括一些朴素的民主思想,这保证了官僚阶层信仰的统一。如此就形成了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体化。这样的一体化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来维持,而地主——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双重的即:在治世是瓦解性的力量,在乱世是稳定性的因素。所以要维持大一统就要通过一体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即:一方面防止地主、官僚形成割据势力;另一方面防止小农农奴化,统称为防止小农经济贵族化。

(2)脆性社会结构:它是指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都必须保持在相互适应的平衡态附近,其中任何一个偏离适应态到某种程度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瓦解。脆性只表示缺乏弹性,是结构必须保持高度平衡的标志。结构容易不容易瓦解,还决定于保持这种平衡的能力。

(3)“崩溃-修复”型:旧结构有完善的修复机制,它有脆性与强控制协特点。其结构瓦解时能杀伤无组织力量,使旧结构再生。这种社会结构停滞性和周期性动乱同时出现,这就是超稳定系统。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相当典型的一例。

(2)灭绝型:旧结构脆性很大,强控制十分厉害,潜组织成长极为困难。同时,社会被无组织力量(或其他力量)瓦解时,旧结构既没有自我修复的修复机制,新结构也不能出现,这时就会产生文明灭绝。大家熟悉的玛雅文明、古印度文明就属于这类。

(3)强控制:因为社会的脆性结构,国家要维持统治就必须对社会进行调节消除个子系统的偏离。一个大系统要实行全面强控制,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建立及时下达中央号令和收集各地情况的信息传递系统,并建立一个实行强控制的执行网络;第二,当系统的实际状态偏离平衡时,控制中枢要作出灵活而又及时的反应,实观调节和控制。

以上四种社会基本演化模式,中国是属于“崩溃-修复”型。也就是国家可以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但这并不能完全阻止无组织力量的增长,当无组织力量挣脱国家的强控制时,社会就会出现崩溃,但正是这种崩溃,又有效扫荡的无组织的力量,从而为旧结构的重新建立创造了条件。

以上这三种无组织力量是宗法一体化结构调节能力异化的结果,是这种结构本身无法克服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但不可逆反而随着发展会呈现出合流、加速的趋势,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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