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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世界里被困的蝴蝶

1956年,纳博科夫在《洛丽塔》的出版后记中有些悲观的写到,不应指望一个自由国家的作家会关心美感和肉欲之间的确切界限。在对《洛丽塔》的解读中,他遭受到了各式各样的误读,色情可能是贴到这部作品上最耀眼的标签,而类似于“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这样的隐喻式评价更是层出不穷。时隔多年,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洛丽塔》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那种惊世骇俗的印象,但那个怪蜀黍和小萝莉之间发生的爱情故事仍然让这部小说蒙上了一种原始的禁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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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正是因为这种禁忌,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才把《洛丽塔》定为私人课堂上讨论的主题。在1995年的德黑兰阅读西方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有种冒犯的意味,更何况与女性讨论充满淫秽色调的《洛丽塔》。我的疑问正如作者的自我发问,为什么是纳博科夫?为什么是《洛丽塔》?为什么要冒着被告密的危险成立一个女性阅读小组讨论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男人处心积虑占有十二岁少女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说,语境决定了阅读状态,在自由国家阅读是一回事,但是在一个处处充满禁忌,女性上街就有道德警察盯梢的国家中,阅读变成了一种向往自由,渴望飞跃的极致状态。艺术和文学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不仅是奢侈品,更是必需品。纳菲西在谈到纳博科夫的作品时,找到了她生命中清晰的自我认同:“尽管纳博科夫的小说艰涩难懂,我们仍对他抱持一份特殊的感情……我们出自本能地理解认同他的小说和人生。其中透露出,当所有选择都被剥夺时,还有追寻无限自由的可能。”至于《洛丽塔》,也许纳博科夫也从没想到会有人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中如此解读他的作品,我不敢说纳菲西和她的女学生对《洛丽塔》的解读会赢得纳博科夫的欢心,因为他是如此厌恶别人在他的作品中看出那么多的隐喻和象征,让它承载如此沉重的阅读方式和思想观念。对纳博科夫而言,一部虚构作品存在的真正意义,只是因为它能带来一种美学的享受和幸福,而不是因为丑陋的政治和精神分析。但是在纳菲西的解读中,《洛丽塔》的象征意味远远超出了实质意味,它无疑就是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某种政治禁忌的冒犯。

■书名:《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纳博科夫在美国——通往〈洛丽塔〉之路》[美]罗伯特·罗珀著 赵君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

纳菲西对《洛丽塔》的解读中突出了这种强烈的女性政治意味,从男性视角开始的故事,开始了一个大逆转,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变成了一个十二岁的少女走投无路的故事,“这故事最迫切的真相不在十二岁女孩被老色鬼强暴,而在一个人的生命遭另一个人剥夺”,从个体的遭遇上升到整体的观感和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解读,“其实纳博科夫是在报复我们自己的唯我主义:他在这方面报复了霍梅尼……他们企图按照自己的梦想和欲望塑造别人,但纳博科夫投过对亨伯特的描写,揭发了所有侵占他人生命的唯我主义的行径”。我很不喜欢纳菲西这种课堂教师的口气,某种程度上,她在一厢情愿地强迫纳博科夫接受她强制灌输的思想,她也在循循善诱地告诉她在课堂上的学生,这是一种有效的直接的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方式。纳菲西的这本书《在德黑兰读》之所以在西方出版后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正是因为在它已经脱离了伊朗和德黑兰的阅读语境,进入了一个西方式的阅读语境的不在场,这种单一性的政治话阅读往往为人所诟病。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不可能对这种单一性的阅读方式无动于衷,因为正是在纳菲西的这种解读方式中,我们才能透过文学的缝隙,看到那道被压抑的风景,“在读者心目中,洛丽塔的形象永远与禁锢她的相连,独立的洛丽塔不具意义,唯有透过牢笼的栏杆,她才有生命”。在纳菲西的回忆中,通过文学课堂所能看到的不是文学,而是真实而残酷的历史与人生——“生命是凶残不祥的”——是伊朗年轻一代的女性,她们被扼杀的生命,被禁锢的快乐,被剥夺的爱情,被强迫的婚姻,被忽略的生存权利。纳菲西谈到这两代人不同的记忆时,有段话让我很是动容:“这些学生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根本迥异于我的世代。我的世代为失落感所苦,为我们遭窃取的过去所形成的生命空缺沉吟,使我们在故国却宛如异客。然而,我们有过去可拿来与现在比较,我们对于被剥夺的事物保有记忆与印象。但我的丫头们却时常提起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到的风。这一代没有过去,她们的记忆是由朦胧隐约的欲望构成,被某种她们从未真正拥有的事物所填满,因为这份匮乏,这股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事物的渴望,使他们的文字呈现出近乎诗的显着特质。”

■着者:[伊朗]阿扎尔·纳菲西

■陈羽茜

《在德黑兰读》中,纳菲西选取了四位不同的作家,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和奥斯汀,分别对应伊朗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记忆。我们甚至从中可以归纳出这不同的时期中的主题,对纳博科夫《洛丽塔》的诠释可以看作文学与女性思考,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读可以看作是文学与道德的审判,对亨利·詹姆斯的解读可以看作是文学与战争的反思,对奥斯汀的解读可以看作是对文学与政治反省。这种女性作家的经验融入到了对伊朗历史和革命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中,显得颇为独特。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提起蜚声中外的长篇小说《洛丽塔》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广大读者一定并不陌生。随着《洛丽塔》的广受关注并享誉世界,纳博科夫的个人生活也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他本人撰写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与布莱恩·博伊德的两部评传——《纳博科夫:俄语时期》与《纳博科夫:美国岁月》相继付梓,成为研究纳博科夫的“百科全书”。在此基础上,美国传记文学家罗伯特·罗珀又写了这本纳博科夫在美国生活的传记作品——《纳博科夫在美国——通往〈洛丽塔〉之路》。

20世纪初,伊朗人的适婚年龄,从原来的九岁变成了十三岁,后来变成了十八岁。纳菲西曾经提到说,在1960年代的时候,她的权利与西方民主国家妇女的权利相差无几。但是到了1980年代的伊朗革命后,政教统一的权力更加巩固,法律已经退回到更古老的时代。新宪法通过后,第一条被废除的法令便是保障妇女在家庭与职场权益的家庭保护法,女性的适婚年龄又下降到了九岁。女性上街必须黑袍罩身,黑色的面纱,不许化妆和烫发,不许与丈夫以外的男性上街,女性的权利还不到男性的一半。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政教分离制度,宗教和信仰是私人的事件,这些现代最为普通的观念,在伊朗这个奇特国度中并不存在。政教合一是伊朗统治的根基,伊斯兰教是这个国家最有效的意识形态统治方式,个体的自由与公共的权力,私人的权利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政治对私人生活的蛮横侵入无孔不入。只有了解到这些背景后,我们才能理解纳菲西如此重视阅读的重要性。阅读是唯一保留的自由的方式,虚构和想象成为了枯燥乏味的现实生活唯一可以自由体验的方式。阅读不一定是政治的,但是一定是反抗政治的;阅读是私人的,但绝不仅仅私人的。阅读这种简单的姿态反而成为了一种革命强有力的方式。阅读是一种完全的自由:“所有传世的小说作品,不论其呈现的现实多严酷,皆有一股凭着肯定生命来对抗生命无常的基本反抗精神。这份肯定来自作者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故事,掌控小说中的现实,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我敢大言不惭地说,每件伟大的艺术品都是项赞颂,都是对人生的背叛、恐惧与不义的反抗。形式的超卓与优美起而反抗主题的丑陋与猥琐。”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度中,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掌控的,完全属于自身的自由的方式:阅读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写作的自由。

■推荐指数:★★★★★☆

与之前的传记不同的是,罗珀作为一个美国本土作家具有与生俱来的“美国本土视角”,这成为他将美国时代的纳博科夫进行全新解读与阐释的最佳门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从研究专家那里拉出来,此乃本书之初衷”。通过这部传记作品,他想将众多读者从对《洛丽塔》的创造者已然形成的刻板与标准化印象中解救出来,将这位众人印象中拒人于千里之外、孤芳自赏的纳博科夫“还原”成真真切切、有血有肉的普通艺术家。

纳菲西的经历让我想起了2009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同为女性作家,有着极为相似的在极权主义的生活的经历,她们的写作除了女性写作的共同性,甚至在一种诗性的语言上有着明显的特征。我惊讶于这种写作的力量,更惊讶于她们残酷的生活经历,流亡于西方之后,仍能保留那份纯真的诗性。她们对过往有着清晰的记忆,但是在她们的写作中,对这种记忆保留着虔诚的真纯,似乎预示着无论走到哪里,身上唯一的行李只有她们对过往历史的记忆,除此之外,她们已经一无所有。

■一句话点评:阅读成为在专制高压下释放个性与自由格调的一种方式。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还原”并不容易,试图强行翻越写纳博科夫传记的前辈的山脊,在别人开辟的道路上再走一遍注定会徒劳无功,只有独辟蹊径方能产生柳暗花明之奇效。为此,罗珀选择全程追踪纳博科夫令人瞠目结舌的美国化蜕变:他流亡美国后究竟是如何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本土影响,如何对美国文学传统做到融会贯通,又如何将之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水乳交融……在本书中,作者对纳博科夫认识美国文学的经过有许多详细生动的描述。比如第七章中,他提到纳博科夫对海明威的作品并不十分看得上眼,对福克纳也有过类似惊世骇俗的评说。为印证这一说法,作者还摘录了纳博科夫本人在60多岁时所做的一次访谈:“我四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海明威的作品,全是些什么丧钟啦,卵蛋啦,斗牛啦之类的东西,我很不喜欢。后来,我读了他很不错的作品《杀人者》,还有那一部描写神奇大鱼的小说,觉得这作品也还非常了不起。”此外,作者还通过考证,从纳博科夫在犹他州所写的信件中得知他密切关注着美国文学发展的动态,并称要将具有美国气质的作家们的作品进行广泛而持续的阅读。除了叙写纳博科夫竭尽所能融入美国文学以外,罗珀还对纳博科夫关于小说《洛丽塔》中的重要元素——“性”的认识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反感至极;比如他小说中最露骨的段落并不是对性行为本身的描写,而是对激发欲望的对象的详尽描摹;又比如描写对女童的迷恋对纳博科夫而言极具挑战性,甚至让其行文条理变得紊乱……这些,都是作者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考证与实地探访纳博科夫的足迹所得出的结论,笔下文字有理有据,引人入胜。这一对纳博科夫与美国文化以及美国作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的全方位多视角的钩玄索隐,成为本书区别于其他纳博科夫传记的标志性符码。

将“德黑兰”与“《洛丽塔》”置放于同一语境中,显然有撩拨读者想象空间的意味。而事实上,伊朗女学者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并无哗众之意,只是平实地讲述一段往事而已,不过因为处于特殊时期,连阅读西方小说也成为禁忌,于是,“德黑兰”与“《洛丽塔》”的组合真的具有了一种诱惑力与挣脱束缚的抗议色彩。

在书里,我们得以见证纳博科夫开着二手汽车,遍访美国的崇山峻岭,在荒野中自由地追逐蝴蝶,发表研究论文;见证他遇到文学生涯中永生难忘的贵人,以及势同水火的仇人;见证他在美国发表大量文学讲稿,为尼古拉·果戈里写传记,将俄国经典《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并发表;见证他写出了将自己推上神坛的《洛丽塔》,并孕育了杰作《微暗的火》和《阿达》……可以说,书中所记录的纳博科夫在美国度过的20年是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它塑造了纳博科夫的后半生,也造就了如今被世界所熟知的纳博科夫。

阿扎尔·纳菲西生于伊朗,主要教育在西方习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回到伊朗,于德黑兰大学任教,但因在女性的穿着与行为等问题上与校方产生严重分歧而被革职。不过向往自由的心并未停歇,纳菲西筹办了一个小型的读书会,选择了七个女学生,阅读讨论为政府所禁的一些西方小说。阅读成为在专制高压下释放个性与自由格调的一种方式,书中的人物、情节及内涵与现实人生交织在一起,散发着梦想与抗争的气息。

总之,本书作者罗伯特·罗珀从纳博科夫住过的汽车旅馆、写作的工作间以及讲课的教室中寻访其旅行、捕蝶、教学、写作、交往的历史痕迹。他怀着朝圣的心情,以细腻的目光跟随纳博科夫当年的脚步,终于写成了这部兼具史料性、文学性与学术性的传记作品,将《洛丽塔》的创作者尽量真实详尽地“还原”给读者,并揭示了美国对于纳博科夫的真正意义。

在这样的荒谬时代与惨淡氛围中,读书会的成员对西方小说的接受必然“着我之色”,这也是文学经典多义性的体现。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向来有多种阐释,而在德黑兰的语境里,难逃现实环境的折射或直射。于是,在纳菲西与女学员们的讨论中,洛丽塔成为国内被压迫者的象征,因为有亨伯特这样的“窃据者”存在,洛丽塔如被钉在墙上的蝴蝶,不仅生命被禁锢,连话语权亦随之失去,其故事可被窃据者任意捏造。

其实,在特殊语境中对经典的不同解读于我们并不陌生,如清朝末年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曾将《红楼梦》注入了排满和启蒙的释义,其时也颇有影响。而在纳菲西所处的时代,她着重将《洛丽塔》拈出,自有独特的含义,缘于在专制的禁锢中,深受其害的首推女性。如黑色的长袍和头巾包裹着女性的每一寸肌肤,如检查者对女性的严苛对待,更有如读书会成员对《傲慢与偏见》开头语句的戏仿:这个国家的男子“不论有钱没钱,总要娶个九岁大的处女做太太,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

于是,不管是阅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亨利·詹姆斯的《华盛顿广场》,纳菲西和读书会的成员们在实质上都指向禁忌的世界里被困的蝴蝶,探讨其命运与救赎之道。我们或许可以质疑这种阅读窄化了文学经典的丰富释义,但未处于禁忌世界的我们,又如何能理解其阐释的必然性与此种抗议所需的勇气?

蝴蝶,是一个有众多意象指归的小生灵。如《西线无战事》中战壕外翩翩飞舞的美丽蝴蝶,如中国梁祝故事里坟墓开启飞出的悲情蝴蝶,而于纳菲西及女弟子的眼中,在德黑兰,只有被钉在墙上的蝴蝶,奄奄一息,难以有自由的空间可供存身。因之,不管是娇美的洛丽塔,还是充盈梦想与憧憬的盖茨比,在这个国度里都成为邪恶的代表,被封杀和禁忌,现实中只剩下满街的黑袍、狂热的信徒及领袖的语录。

纳菲西与女学生们的读书会,大约有一些桃花源的味道,但却远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一个女性的守护自由信念之地为严酷的时代环境所笼罩,女孩子们自己与周围亲友“每天生活在这种琐碎的、任意的规矩和处罚中”,陆续发生的各种事端,说明在威权统治下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随时都可能被夺去自由与梦想。而在《一千零一夜》都被列为禁书的情况下,文学的自由阅读和讨论真正成为一种抗议的手势与靠拢梦想的隐喻。

于读书会的成员而言,幸好还有经典作家作品陪伴,文学的繁富精髓滋润着女孩子们处于干枯境遇中的生命,为禁忌的世界里被困的蝴蝶寻觅一条解脱之道,不再“成为他人梦想中捏造的产物”。而作者阿扎尔·纳菲西是在十几年后离开德黑兰到美国后写出这本《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我想,她既是在缅怀这段值得记忆的时光,也是写给德黑兰之外、同样在禁锢环境中的蝴蝶们,告知曾经存在过的梦想与抗争,以期不要泯灭那希冀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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